第一節 他鄉之聲
赴日的通知來得並不張揚，只是一紙公文，語氣平實，卻在何勿棄心中掀起細小卻持續的波紋。
那是戰後的第十三個年頭，台灣仍在重建的陰影與冷戰的夾縫中喘息。廣播、宣傳、語言，成了另一種看不見的戰線。師範大學語英中心成立不久，設備簡陋，教材零散，卻肩負著「對外發聲」的任務。上級認為，若要真正掌握語言與聲音，便必須從技術源頭學起。
日本，成了必經之路。
東京的冬天比台北冷得多，卻乾淨而克制。街道井然，電車準時，街角的咖啡館裡流著爵士樂。何勿棄第一次走進錄音室時，被那種近乎儀式感的安靜震住了——厚重的隔音牆、排列整齊的磁帶機、麥克風懸在半空，像一隻專注傾聽的眼。
日本技師告訴他：「錄音不是捕捉聲音，而是保存時間。」
這句話，他記了一輩子。
學習的日子緊湊而孤獨。白天是技術訓練，夜裡回到狹小的宿舍，他常對著窗外的霓虹發呆。東京的繁華讓他想起上海、北平，那些曾經存在、又被歷史切斷的片段。他開始意識到，聲音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為它能穿越地域，也能穿越失落。
在一次實習錄音中，他聽到戰後日本老兵顫抖的敘述，那聲音微弱卻真實，毫無修飾。那一刻，他忽然明白，自己多年來所做的一切——新聞、翻譯、宣傳——其實都在聲音與真實之間拉鋸。
而他想站得更靠近真實一點。
第二節 中心與家庭
返台後，何勿棄正式出任師範大學語英中心主任。
那是一份體面卻沉重的職位。中心既是學術單位，也是政治窗口，要教語言，也要顧形象；要培養人才，也要服從方向。他每天在課程、會議、審稿與外賓接待之間來回奔走，像一枚被上緊的發條。
也是在那段時間，他遇見了她。
她是中央廣播電台的記者，聲音清亮，語速穩定，採訪時總能抓住對方的節奏。第一次合作，是一場關於英語教育的節目錄製。錄音結束後，她摘下耳機，轉頭對他說：「何主任，你剛剛那段說明，其實可以再少一點修辭。」
那不是恭維，甚至有些直接。
他卻笑了。
1958 年，他們在語英中心的一間小辦公室裡登記結婚，沒有鋪張，只請了幾位同事與朋友。窗外的鳳凰木正落花，地上紅得像一條安靜的河。
婚後的生活迅速被現實填滿。
孩子一個接一個出生——三個男孩、兩個女孩。家裡總是吵鬧的，奶粉錢、學費、醫藥費像一張無形的網，慢慢收緊。他常在深夜批改文件時聽見孩子的呼吸聲，那種溫熱而脆弱的存在，讓他第一次真正感到「責任」的重量。
理想開始退到生活之後。
但聲音，仍沒有離開他。
第三節 晨鳥初鳴
真正的轉折，來自壓力。
中心的薪資穩定卻有限，外快受到限制，而電影與廣播產業卻在悄然成形。台灣的電影開始嘗試配音，外國影片陸續引進，卻缺乏專業錄音與後期製作。多數只能草草處理，聲畫失衡，觀眾抱怨不斷。
有人私下找上何勿棄，問他：「你不是懂錄音嗎？能不能幫忙？」
他一開始猶豫。這不只是技術問題，而是制度邊界。
直到某個夜裡，他算著帳本，看著熟睡的孩子，忽然意識到——如果聲音真能保存時間，那他至少該為這個家，留下更穩固的未來。
於是，他成立了台灣第一家私人錄音公司——晨鳥錄音企業社。
名字來自一個很簡單的想法：黎明之前，總要有人先開口。
最初的錄音室設在一棟老屋裡，隔音不良，設備拼湊。他親自調音、剪接，指導配音員如何對準角色的情緒，而不是只念對台詞。外國電影的中文配音、國產片的後期製作，一件件接下來。
有人笑他太認真。
可當第一部完整配音的電影上映，觀眾安靜地看完，沒有因聲音出戲，他站在放映室後方，忽然感到一種久違的踏實。
那不是掌聲，而是一種「被需要」。
他終於明白，自己這一生，從戰場、新聞、教育到錄音，從來不是在追逐某個宏大的位置，而是在尋找一個能讓聲音不被浪費的地方。
晨鳥的鳴叫不大，卻準時。
而他的夢，也在那微弱卻持續的聲音中，慢慢有了重量。（以下空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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